在下今年七十有五，能活到古稀之龄，从内心涌起一股铭感省立医院对我的两次救命之恩。

1949年春天，我6岁时，住在合肥城南晓星集的乡下，突患可怕的天花，高烧三天三夜，这种恶性传染疾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贫乏的农村，死亡率是极高的，父母束手无策。只好请了一位乡下走方郎中来瞧病，他摸了摸我滚烫额头，又把我烧焦嘴唇瓣开，只见四颗乳牙从嘴里掉了下来。他面色凝重急促地说：赶快抬到合肥城医院，要不这孩子没救了！

连夜赶了20多里路，家人把我送进合肥基督医院（省立医院的前身）住下。在这家外国人开的医院医治了二十多天，吊水打针，满身疹子也渐渐褪去，身体慢慢康复了。民间有儿童记忆“记四”之说，如今回想起这次得病留在心版上永远也抹不去深刻的记忆：一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芳香的牛奶，二是一位白皮肤高鼻梁蓝眼睛戴着白帽子的洋护士给我打针，三是出院那天，在楼下看到像排球那么大的一丛丛美丽的白色绣球花。是基督医院的仁医救了我的一条小命，是上帝收回了召我去见他的成命。但家里也为此付出了五担米（40块银元）的代价。后来母亲还特地带了一竹篮鸡蛋上城，来答谢医生护士，可是白跑一趟。母亲说这家医院已改了名字叫“和平医院”，那位漂亮的洋护士也回国了。

时光转眼到了1973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合肥教书。因为当时有“备战备荒”的政治任务，带学生去“野营拉练”途中病倒了。这次得病是因养养不良而患急性黄疸肝炎，谷丙转安酶指数竟有560,超出正常值10多倍，全身浮肿，脸色眼睛腊黄，见到食物就恶心呕吐，身体虚弱无力。西医治疗一段时间，不见起色，精神恍惚，一点食欲也没有，整夜失眠，人瘦了30多斤，瘦骨嶙峋，濒临死亡边缘，仿佛风一吹，人就会倒下。

后经人介绍到省立医院看中医，挂老中医杨以阶先生的号。记得杨老那时已近古稀，身裁中等，腰板挺直，不胖不瘦，端坐把脉，一副仙风道骨的儒医的形象。

望闻问切一番后，他用极细的钢笔在我的病历上书写：

“肝病未愈，肝功未复，入夜不寐，即睡而多梦；四肢无力，当以疏肝健脾，清热利湿之方于下。”（处方略）

我拿起病历，看了那一笔大有王羲之行书之范的好字，对杨老说声“谢谢！”

这谢谢里，既有对杨老医术的钦佩，更有对他那一笔妍美书法，以及熟谙四六骈文的造诣由衷赞美！

五剂湯药服完，肝功能基本正常。复诊时，杨老又在病历上写道：

“中焦嘈杂，悠然作胀，右胁隐痛，当以疏肝理气，和胃调肝之法，处方如下。”（处方略）

又服了五副药后，身体感觉轻松，睡眠也好了。继续看了几次，总共服了40剂汤药后，经杨老仁医妙手的调治，我的食欲顿开，容颜由蜡黄渐渐红润起来，肝功能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我拖了大半年的肝病竟奇迹般治愈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一直珍藏着杨老给我看病的那份病历，时不时还拿出来看一看。如今杨老已归道山，睹物思人，油然而生一股浓浓的怀念之情。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铁律，而一个人从出生到告别这个世界，是须臾也离不开医生的。古汉字中的“醫”字，是由“匚”、“矢”、“殳”、“酉”四字组成，那是聪明的仓颉在告诉后人，治病的医生手里提的那个小木箱里，有针有刀，还有一瓶药水，他是要随时用来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愿我们省立医院的医生们，都有杨老那样精湛的医术，以仁医仁术惠及千千万万求医的众生。（安徽大学退休教授  沈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