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是一种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重视实效因而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和作风，会阻碍和抵制国家法律制度和中央决策的执行。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形式主义之所以反复存在，与制度性的缺陷有紧密关系。只有分析形式主义“制度性缺失”的形成机理，才能找到治理形式主义的药方。

　　混淆两种形式主义差别

　　按照作用的领域不同，形式主义可以分为思想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和工作实践中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发生在思想观念和认识思维领域，主要出现在决策环节，导致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往往会导致理论决策严重失误，毛泽东把这种形式主义称作为“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就是这种形式主义方法指导下的产物。工作实践中的形式主义发生在具体权力运行的办事过程中，是一种不良行为习惯、工作态度和办事方式，具体的表现形式很多，但实质就是贪图虚名，不干实事，不求实效；核心是利己主义，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表面上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却是如何以更省劲的办法显示自己的“政绩”，在社会上扩大“知名度”，以达到利己的目的。两种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有所差别，治理的方法和途径各有侧重。但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反对形式主义都是重视运用教育培训的方式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而不太重视制度和机制建设。用法律、党内法规或其他制度对形式主义表现形态、适用情形、认定标准、处罚措施等作出有针对性地规定，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比较少。

　　经常用运动的方式治理形式主义

　　正是因为我们党在历史上高度重视反对思想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往往将工作实践中的形式主义当作思想方法上的形式主义来对待和处理。因此，常采用整风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而不是通过制度等常规方式来解决。如延安整风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作风问题。用整风的方式来解决作风问题，容易将已经蔓延开来具有普遍性的不良党风政风在较短时期内遏制住，但这种运动式的治理也有自己的弊端。运动式治理对作风问题的处理在不同时期处理的力度不一样，往往是紧一阵松一阵。运动一来，有关部门和机构对“顶风违纪”处理很严很重，运动过后则处理相对较轻。运动式治理往往大量采用通知、意见、方案等非规范性方式要求整改，较少通过稳定性制度安排的方式处理。不良之风具有容易复发的特点，由于缺乏稳定性的制度和机制保障，“运动式”治理之后，不良作风可能会复发并蔓延。时紧时松的运动性治理容易造成习惯性依赖，一旦出现形式主义作风，往往总希望发起新的运动来解决。这种依赖程度越深，给形式主义留下的制度性缺陷空间就越难缝合。

　　非正式制度对常规性制度的干扰

　　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下关系不协调。下级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过于依赖或依靠上级指导和支持，下级工作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较差，工作主动性、创新性不足，被动应付。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部门的工作职责法律法规、党内法规或者制度都有规定。但正式的规定之外，非正式的规定更有效力，对正式制度规定经常进行修改或变更。上级更加看重非正式方式的运用，如领导讲话、工作报告、领导批示、通知等临时性的要求往往是监督检查的重点。正式制度规定中规定的落实往往并不一定是监督检查的重点。有时候临时性的任务布置还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这个时候不是先修改制度规定，而是让法律制度屈从于临时性的任务安排，或者干脆就让法律制度闲置在一旁。临时性任务安排在实际工作中具有优先权，岗位任务和职责就容易变化而缺乏稳定性，岗位责任也就缺乏稳定的预期。因此干工作的人内心忐忑，生怕被问责，容易从形式上想办法去规避责任。

　　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钝化

　　形式主义是演假戏，只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重视实效而脱离实际，最怕人批评。在批评文化比较盛行的国家，形式主义往往要少得多。儒家文化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内容，但也有一些负面作用，如受儒家中庸思想几千年的熏陶和影响，不愿批评的好人主义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深懂得这种文化的弊端，很早就有针对性提出并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将其作为党内的法宝写入党章和党内其他制度中，但自愿接受批评、主动开展自我批评并不流行，还没有成为文化。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都反复进行强调。但往往越是反复强调的东西，越表明这个方面的工作较为虚弱或者问题较多。因而出现越是反复强调，实践中却往往越不受重视的反常现象，民主生活会经常看到相互表扬吹捧、隔靴搔痒回避批评等现象。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真正推行。批评的武器一旦生锈钝化，形式主义就可以肆无忌惮，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