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82年5月22日曾刊载过一篇题为《铁纪委》的报道，写的是40年前延安地区纪委的两则故事。如今读来，仍或可借鉴。 

　　第一则故事是“七下洛川”。1980年初，洛川县有人给延安地区纪委写信，反映洛川一些干部在招工中欺上瞒下、掺假作弊。延安地区劳动局前去调查，但当事人不肯讲，知情人不敢揭，调查组很快“班师回朝”。这一来，还未回到延安，群众的揭发信已到了地委，连调查组也一同告发了。 

　　于是延安地区纪委派出调查组两次下洛川开展复查，按名单逐人核实查清了真相。原来，1979年，延安行署拨给洛川招收集体工指标354名，对象为下乡知青和城市待业青年，但洛川县竟违规招收了134名农村青壮年和10名城市超龄人员，其中，干部亲属72人，还涉及县委常委及其他领导。 

　　地委听了调查组的汇报后，决定对不属于招工对象的一律清退。但因县里许多部门的负责人从中“捣鬼”，竭力阻挠清退工作，5个月过去，只清退了十几名。为此，地区纪委又派出工作组两次到洛川督促整改，县里却仍有人发牢骚：“难道一个也不能照顾？干嘛非死盯住我们不可？”县委班子内也相互推诿。 

　　地区纪委没有动摇，次年3月又派工作组第五次下洛川，督促清退了111人。4月，六下洛川时才完全清退，但临走时却发现又有近10人第二次作弊。直至9月，地区纪委书记亲自带队再下洛川，才督促彻底清退。就这样，历时近两年，延安地区纪委派工作组七下洛川，才彻底纠正了违规招工问题。 

　　这起案件，涉及领导干部数量多达数十人，干部之间互讨方便、互相包庇，集体违纪、集体对抗，性质十分恶劣。二下洛川时事实已经查明，但之后又反复下洛川五次，持续近两年时间，才将违规招工全部清退。在这个过程中，先是劳动局的业务检查被“捣鬼”蒙蔽，地区纪委介入后又经历了拖延、说情、推诿、牢骚，甚至二次作弊，如果不是地区纪委一抓到底，大概率会不了了之。 

　　回味细品“七下”二字，延安地区纪委之所以能如此坚持，就是因为这是涉及民生和公平的大事；群众向纪委揭发，正说明他们相信纪委是站在人民一边的。 

　　第二则故事是“敢查专员”。1981年2月，有人反映地区计委在计划外买了一辆吉普车，地区纪委前往查办时，计委负责人竟满不在乎地讲道：“车是副专员给我们买的，钱是财政局批的，你们查什么？”口气之硬且不说，竟然还牵扯一名副专员，着实有些棘手。 

　　在纪委办公会上，大多数同志认为，如果涉及副专员就不敢管了，“群众会说我们的工作只对下、不对上，必须查下去！”纪委的调查惊动了地委和行署大院，有人议论：“纪委检查专员，不顶事。”纪委同志在风言风语中跑了好些部门，同近20人谈了话，翻阅了原始单据。 

　　5月中旬，他们找那名副专员核实，没想到对方态度强硬：“车是我买的，你们查什么？我买辆车就买下错误了？我这个专员不当了！”纪委将情况向地委书记作了汇报。6月底在地委常委生活会上，地委书记批评了这名副专员。 

　　不久，这名副专员冷静思考之后向纪委认了错。原来，新车是他在北京开会时向国家经委要来的，他当时明知计委有旧车，却同意换掉。而财政局明知是动用“行政费”，却改作“事业费”，帮助计委申请，又违反规定擅自给计委追加行政购置费15000元。 

　　是非已清，如何处理？地区纪委提出退车，并通报全地区。但地委常委们却认为有关人员做检查就算了，下不为例。最终，在地区纪委的坚持和省纪委的支持下，新车另行分配，有关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置。 

　　如果说“七下洛川”查的是一起“大案”，那么“敢查专员”就是一起“要案”了，涉及同级监督，这在今天也是难点和重点。当年前辈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并且做好，一个在于“敢”字，即敢于斗争、敢于监督，一句“如果涉及副专员就不敢管了，群众会说我们的工作只对下、不对上”蕴含的是忠诚和担当。另一个在于“实”字，纪委同志能在“风言风语”中把外围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再开展核实谈话，实事求是提出处理意见，体现的正是对事实、对同志的高度负责。此外，核查过程中地委书记对副专员谈心与批评，研究处分时及时向省纪委的报告获得支持，也是峰回路转的关键所在。 

　　掩卷沉思，又不禁遐想，40年前纪检监察史上的两个小片段，之所以能在多年后仍引人入胜、启迪心扉，根本在于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在一代代纪检监察干部身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品质。那就是《铁纪委》结尾所写：“这个纪委能这样硬、这样韧”，“有股拗劲、缠劲”，“抓一件事就坚持抓到底，不管碰到什么阻力，都百折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