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了这一关，就干不了医生了”

孙自敏医生刚参加工作时做过一个统计，1975年至1990年间，她所在的血液科无一例急性淋巴白血病病人被挽救，“我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十五年，等于白干了”。孙自敏一度不愿继续从事血液病治疗工作。

医学院毕业后，孙自敏被分配到安徽省立医院（后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她最初想去外科，因为外科医生干脆，“一个刀一个手术，开完以后，病人往往就治好了”。

血液科则正相反，当时国内恶性血液病患者的治愈率近乎为零，病人没有靶向治疗药，只能靠化疗延长生命，医生每日所见都是“苍白的脸，无力的面容”。反复入院后，病人终因原发病的复发而不治身亡。

“治疗的这些病人，过一段时间就换了一批，人就不在了。所以医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好像看不到希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孙自敏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孙自敏从1995年后逐渐建立起非血缘脐带血移植的治疗体系，2000年至今，已经完成1200例儿童及成人脐带血移植。《中国医生》拍摄时，孙自敏团队所治疗的中高危恶性血液病患者的长生存率达到50%至60%。

但她所在的血液科依然不可避免地见证着死亡。“说实话，移植仓里面，只要走掉一个病人，大家真是难过，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有声音。”

每一个病例死亡后，孙自敏都告诉自己，要反思，读文献、找答案，“这个答案自己能说服自己，还有没有需要进一步的改进？”病人不在了，医护人员再如何难过，只要做了医生，“肯定还是要做下去”。

1990年代初，孙自敏的大学同学身患白血病，辗转全国多地治疗，回到孙自敏的血液科治疗，最后还是抱憾离世。孙自敏心怀愧疚，二十多年来从未去过同学的墓地。

纪录片拍摄期间，孙自敏解开心结前往扫墓。“如果晚十年，有可能她就不会走。”孙自敏感慨。

“不要和病人做朋友，因为你无法承受你的朋友离去”

孙自敏和自己治愈的第一例血液病病人袁维荣互有电话、微信，“有什么大事她都会告诉我”。袁维荣喊孙自敏“孙妈妈”，她现在已成为一名护士，健康如常。

脐血移植的风险在于，接受移植后，病人的白细胞几乎为零，免疫力极低，随时有感染、出血甚至死亡的可能。接受脐血移植后第9天，袁维荣体内的白细胞开始回升，正在团队看到成功希望的时候，白血胞又很快下降到只有100-200。当时脐血移植尚无太多经验，医生都有些束手无策。孙自敏尝试减少免疫抑制剂，度日如年地等待袁维荣好转。

袁维荣的家人已打算治不好就回家。孙自敏不同意，请他们再给些时间，再等两天。这期间，袁维荣出现发热、面红甚至发紫，孙自敏又加了些激素。第二天，袁维荣的体温奇迹般地退下来了。

一对四川夫妻曾前来治疗，妻子住在隔离仓中，丈夫每天来送饭都要递小纸条进去。第一次移植失败了，丈夫相当崩溃，他没有告知妻子真相，哄她再做一次移植，终于成功。治愈回家后，这对夫妻每年都会寄土特产到科室里。“我讲不要，他讲这个一定要。”孙自敏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病人如果对医生说，我什么都听你的，你怎么说就怎么做，实际上这给医生的压力是最大的。”孙自敏比喻病人和医生应该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要治好病，病人也需要自持坚定的信念：“医生只能治病，不能保命”。

一位三岁的小病人，独自住在隔离舱内，不哭不闹，对着护士“阿姨阿姨”喊个不停。病治好后，孙自敏对他说“你跳舞吧”，他就乐颠颠地跳一支舞。

科里治愈的病人，讲起名字来，孙自敏都能有印象，“特别是早期的病人，天天脑子里都是他们的名字。”她形容，有时候连自己的远房亲戚都认不清，但患者前来求医，如果说是过去治好的哪位病人介绍的，都能记得。

“英雄可以救人，但是不要让英雄牺牲”

和南方周末记者通话时，孙自敏刚结束门诊坐班。她每周有三个半天门诊、两个半天查房，其余时间除了教育和科研任务，还要去全国各地开学术会议，双休日也很难休息。

她仍在继续为患者寻找脐带血源。国内的脐带血库目前还没有联网，只能一个个独立联系，给每个库发邮件，这些都是义务工作。

现在，孙自敏所在的血液科有8位医生正在抗疫一线，整个医院已派出154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三百多位医务人员正在参与安徽本地新冠肺炎患者的集中救治工作。院内医生数量减少，高年资的医生也下来值二线、一线的班，工作压力更加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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