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上午，由中国红十字会委派的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病理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海波和主管技师李恒结束在巢湖半汤14天的隔离休整返回医院，至此，该院驰援湖北抗疫工作任务圆满结束，派出的4批162名队员“零感染”，全部平安返回。

病理被称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病理医生也被认为是“医生的医生”。2月28日午间，吴海波和李恒抵达武汉，“安徽病理人”的身影首次出现在武汉战“疫”中。

在武汉的42天里，吴海波和李恒在我国著名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临床医学院院长卞修武的带领下，与多家医院的同行专家一起奋战在武汉火神山医院临时组建的病理科“红区”以及中部战区总医院，参与完成了目前已知的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尸检病理工作，为总结新冠肺炎病理特征作出了积极贡献。

“能到战‘疫’最前线去工作，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是病理人的职责所在。”吴海波说。

“脏、累、险、严、慎、隐”等是传染病遗体解剖工作的特点，“我们进入火神山病理科工作必须穿着三级防护装备进入，严格防控病毒的污染和传播”。根据安排，吴海波主要负责新冠肺炎去世患者遗体的搬运、病理取材、病理诊断和相关数据分析，李恒负责新冠肺炎去世患者的病理取材、标本的前处理以及各种病理技术工作。

42天里，两人辗转工作在火神山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以及武汉的各大医院。特别是在火神山医院，穿上多层防护装备，每天工作4小时至6小时。

“闷热，没有空调，汗水会浸湿衣服，然后全部粘在身上”“憋得慌，呼吸不畅，头晕，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和隔离病房救治新冠患者的医护人员一样，吴海波和李恒也需要面对穿脱防护服、适应防护服的种种生理挑战。

由于遗体捐献的特殊性，队员们经常凌晨两三点接到通知去各定点医院接收捐献的患者遗体。患者夜里去世，就需要夜间及时去搬运。“医院的地形不熟悉，第一次去摸索好久才找到地方。”吴海波说，由于人手少，任务重，时间紧迫，团队成员基本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由于工作强度大、压力大，有时虽然很累，但却难以入睡，他和李恒常常是合衣而睡，“和打仗没两样”。

由于标本量大、仪器设备少，技术人员只有人等机器，夜间加班处理标本是常态，经李恒处理的标本相当于一家县级三甲医院一年4个人至5个人的工作量。在武汉“红区”奋战的42天里，两人共参与完成万余份病理切片和相关病理分析工作。

除了尸检工作，病理诊断和分析、科研工作齐头并进。在武汉期间，吴海波和李恒还参与新冠肺炎病理学研究工作和火神山医院的病理讨论会，与临床专家共同探讨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和防治。其中，吴海波申请了1项新冠相关课题，开展了2项新冠肺炎相关病理实验。隔离休整期间，他还在紧张地撰写和修改3篇SCI论文，“尸检任务初步告一段落，但相关资料的整理分析、相关的科学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入，丝毫不能懈怠。”

尽管不直接面对并救治患者，但吴海波和李恒都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因为病理人虽然在不同的战场，但肩负的是一样的使命。

责编：方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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